在2026年的各大智库年度报告中，“结构性冲突”这一词汇频繁出现，凸显出中美关系中的紧张局势。有人在聚会上提问：中国与美国之间真的会发生战争吗？尽管这个问题直接，但答案却复杂多样。战争与否取决于双方能够维持多少共同利益。而当前的情况是，双方的联系日益减弱，矛盾却愈加显著。前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在退役后，逐渐放开了自己的发言。他在多个场合深入解析中美之间的种种矛盾，核心观点相对简单：中方并未关上沟通大门，一直积极尝试对话，然而美方却无意倾听。他们更希望中国按照他们设定的方向行事。这一论断揭示了一个深层现实：目前的中美对话并非“能否达成协议”的问题，而是“是否在讨论同一事项”。从奥巴马政府晚期起，美国对中国的定位就开始悄然改变。当特朗普执政时，“战略竞争者”的标签被直接贴上；而拜登接任后，口头上提出“负责任的竞争”，却持续扩大出口管制清单。2025年若特朗普再次上任，则可能再次提高对华关税，尤其是在芯片、造船、稀土和人工智能领域展开新的攻防。这种背景下，再谈“合作”的大局，对于中国一方而言，听起来更像是一种客套。

在此背景下，有四大因素成为中美关系中的死结，且无论哪个政治人物上台都无法回避。这里的“必定有一战”并非夸张，而是对现状的警示。这个“战”不一定是热战，更可能表现为冷战常态的对抗，即在产业链分割、金融脱钩、军事对抗、意识形态隔离等多个领域的交锋。崔天凯一直强调的“平等、互尊、讲信用”，之所以在美方听不进去，恰恰是因为对方根本不认为与中方是处于平等关系的。

第一大因素是经济。许多人认为贸易战主要是关税层面的争斗，实际上关税只是表层，更深层的对抗在于全球高端制造业的控制权。上世纪九十年代到本世纪初，中国的工厂为美国生产鞋子等低端产品，双方各取所需。但当中国向更高端的领域迈进时，尤其是在芯片和航空发动机等方面，华盛顿的警钟随之响起。从2018年开始的301调查和关税措施只是开端，2022年美国对高端芯片实施禁令，到了2023年进一步升级，几乎全面封锁了14纳米以下的工艺设备。即便如此，中国在新能源、动力电池、光伏和造船等领域依然保持领先地位。崔天凯曾提到美国认为自己吃亏，而实际上美资在华投资所获利润远超中国的出口所得。这种对比依然准确。美方的要求并非是平衡账目，而是希望中国退回到为其服务的位置。而中方的底线则是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，一旦让步，其他一切都无从谈起。经济的争端不是简单的金钱问题，而是对产业主导权的争夺，因而难以达成一致。

第二个障碍是台湾问题。近年来，该问题的敏感性显著增加。2022年，佩洛西的窜访之后，解放军首次进行东风导弹飞越台湾的试验，军演由演习变为实战预案。2024年赖清德上台后，台湾当局继续走向“倚外谋独”的道路，而美国则持续加大对台军售，推动战略模糊向战略清晰的转变。崔天凯曾强调，台湾问题不仅是地区安全的议题，更是中国的主权底线，是外部势力介入的试金石。美方因此不愿意在这一问题上退让，因为若台海完全被北京掌控，战略格局将受到影响。中方毫无疑问地认为主权和领土的完整是不可妥协的。从2026年开始，解放军在台海的军事演练已经成为常态，而美方则希望将台湾作为可随时出手的棋子，双方的逻辑冲突使得任何谈判都难以进行。

第三个障碍是军事方面。尽管部分人认为讨论战争的可能性显得过于严峻，但现实是中美军事力量的接近势必增加风险。南海区域，美军舰机不断进行“航行自由行动”；东海方向，美日联合演习意图加频；在南太平洋，AUKUS三国的核潜艇合作也在推进；而美军在西南诸岛的导弹部署，也不再是纸上谈兵。